历史往事：反右期间的一句话风波
来源丨文史长河
作者丨叶书宗
三十载改革开放，国家治理有序，社会和谐。回首往昔，1957年的反右运动，对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及国家发展道路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我那时正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。若有人问及我：在四年的大学生涯中，哪件事最令我难以忘怀？我会毫不犹豫地指出，那便是反右派斗争。
关于全国范围内反右派斗争的准备与实施过程，近年来已有众多著作对此进行了探讨，本人亦无意对此进行深入研究。我所要回顾的，仅是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，尤其是历史系三年级那段反右派斗争的经历。在全国的背景下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群体，不过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滴清水。然而，透过这“一滴水”，我们亦能在某种程度上窥见“太阳”的光辉。
01
1957年2月27日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，作了题为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》的讲话。4月，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传达到全校的党、团员。4月27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》，说要以毛泽东的讲话为指导思想，开展整风运动。学校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，动员全校师生，要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，“帮助党整风”。在这同时，学校也分别召开不同范围、不同人员参加的各种座谈会，动员大家向各级党组织提意见，“帮助党整风”。华东师大历史系的“鸣放”，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了。
在三年级下学期，我依照既定的教学安排，计划于五月投身于为期四周的中学教育实习。于是，我和同年级的同学们一同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，我们撰写教案、制作教具，并进行了反复的试讲。依照规定，每位实习生在实习期间需讲授四堂新课，相应地，需准备四份教案。自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，我们的心思早已全然不在“帮助党整风”上。随即，我与年级同仁们一同奔赴各中学，开始了教育实习之旅。在这期间，学校特别允许实习生们提前享用早餐。于是，我们便过上了早出晚归的生活，对于“整风运动”，几乎无人问津。
五月下旬，风闻校园饭厅内悄然张贴着醒目的大字报，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学校党委在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倾向。转眼间，5月28日，教育实习画上了句点，全体同学重返校园。接下来的数日，我们紧锣密鼓地投身于教育实习的总结工作。因此，我们的“协助党进行整风”——亦即“鸣放”活动——便是在6月初正式启动的。全校的形势，大体上亦复如此。在此之前，尽管已有大字报出现，但数量寥寥，零散分布。
初夏时节，年级党支部主持召开了数场涵盖全年级的“鸣放”会议。党支部积极号召全体成员向各级党组织提出宝贵意见，以助力党的整风运动；同时，反复强调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”的原则，鼓励大家畅所欲言，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起初，鲜有人发表意见，场面常陷入长时间的沉寂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声音逐渐响起，大多数人所言不外乎党组织对党员的关怀有加，而对党外群众关注不足。此外，来自各地的大学生，基于各自不同的生活需求，纷纷诉说着在校园生活中的种种不满，抱怨校党委的疏于关心，如此等等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家庭经济状况较为困难的高三毕业生，勇敢地站了出来，提出了自己的诉求。
“在节假日期间，特别是寒假与暑假，调干生有权利退还住宿费用。然而，为何应届生却不能享有这项权利呢？既然每月的12.5元伙食补贴是针对高等师范学校所有大学生的普遍福利，那么，在寒暑假期间离校的学生，理应受到平等的对待，并应允许退还伙食费。不允许应届高中生在寒暑假离校后退还伙食费的做法，显然存在歧视性。”
此观点，在应届生群体中屡见不鲜，亦常为人们所热议。我心中亦怀有同感，却未曾明言。不愿那名同学的最后一言，竟招致“杀身之祸”。不久后爆发的那场反右派斗争中，他的那句话被夸大其词，被定性为“诽谤校党委、诽谤党”。仅此即可定为右派。
党组织似乎对他的入党事宜不闻不问，党员、党小组、党支部均已与他交流，历经“三堂会审”，却未提及他有何不足，为何仍旧未能入党？会后，他还将这些想法以大字报的形式公之于众。不料，却引发了……在提出意见之际，他提及的“三堂会审”一词，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，却被解读为“将党组织比喻成旧时的衙门”，进而被视为对党的恶毒抨击。他戴上了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。
现今岁月，心情愉悦之时，便不妨在“鸣放会上”畅所欲言，抒发己见；若是不悦，便寻得美食饱餐一顿，随后安寝入梦。约莫在六月初的时分，报端曾刊登了一幅讽刺党组织未能充分鼓励群众建言献策的漫画《鸣、放》。图中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：一只被困于牢笼中的鸟儿，正奋力高鸣；另一只被束缚于绳索上的鸟儿，则奋力拍打着翅膀，欲振翅高飞。同学赞漫画寓意深。他在“鸣放”会议上未曾发表任何观点，亦未曾挥毫泼墨撰写过任何大字报。至于是谁揭露了他曾说过那些话，已不得而知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，然而到了1958年初，鉴于其右派分子占比未达上级设定的标准，于是进一步开展了“深入反右”运动，最终将其追加认定为“右派分子”。
初夏之际，校园内掀起了三件颇具影响力的事件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。
《救救教育事业》大字报征集签名。
《救救教育事业》的大字报自北京传来，被张贴于第一学生宿舍（今已拆除，正被改建成高层建筑）与文史楼之间的路边，并呼吁人们签名支持。该大字报的核心内容主要批评党对教育事业的忽视，并激励师范大学的学子们承担起挽救教育事业的重大历史责任。我尚记得大字报中列举的要点包括：我国中小学教师的薪酬待遇普遍偏低，甚至不及纺织女工的收入；国家机关将不胜任或被淘汰的干部，一股脑地安排到中小学担任教师；教育主管部门的各级官员，对学校和教师随意指手画脚，甚至对教师进行殴打和侮辱。目睹此景，大字报上署名的名字层层叠叠，数量恐怕已达千人之众。“鸣放”之际，我未曾发表任何言论，亦未曾撰写过大字报，我所做的唯一举动，便是于《救救教育事业》的倡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至于反右派运动时期，凡参与抄写与张贴者，无不被冠以“右派分子”的恶名；而那些署名之人，亦皆需接受严厉的审查。
第二是《民主接力棒》大字报征签。
分量与分量。我清晰记得，《民主接力棒》这张大字报出自北京大学之手。单是它那引人注目的标题，便足以让人想象其背后所蕴含的深意与分量。基本内容是号召青年学生发扬“五四”精神，做推进中国民主运动的勇士非但如此，还要求将签名传递至后续单位。那幅巨型海报高悬于办公大楼的对面，其影响力愈发显著。我并未在此海报上留下姓名，鉴于我对政治议题兴趣寥寥。在反右派运动期间，凡是投身于《民主接力棒》的抄写、张贴或转递活动者，无不背负“右派分子”的恶名；那些热衷于宣扬并鼓动他人签名的人，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扣上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；而那些签名者，也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。
第三点，6月8日，文史楼墙壁上出现了署名“楚歌”的大字报。
此份匿名的大字报未署真名，显眼地贴于文史楼底层的大厅。其标题为《致全体同学书》，以六张陈旧的报纸为底，书写者署名为“楚歌”。该大字报首先铺陈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屡遭列强欺辱的屈辱历史。我们共同呼吁，摒弃那些导致中华民族失去自主精神的教条主义、官僚主义以及专制主义这“三大主义”。这张大字报的文字表达很差，有的地方还读不通。如果说大字报前面讲的还有一定道理的话，那么后面确实就乱说了，说“三大主义”是由共产党制造出来的。当时我们就议论开来：既然谈造成中国近代以来，百年屈辱的历史，不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上去寻找根源，却把原因归之于意识形态，这是本末倒置；说共产党制造“三大主义”，更是胡说八道，因为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，而“三大主义”古已有之。事实是，即使在“鸣放”的时候，同学们对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的内容，也是有议论，能够辨别的。当时，我们都觉得这张大字报写得很怪，它的署名更怪。这张大字报在当时并没有起到什么鼓动作用，也没有多大影响；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，就是有一点轰动效应，仅此而已。
所谓的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”趁着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契机，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肆无忌惮的攻击。这种现象在华东师范大学尤为明显，尤其在历史系，尤其是在三年级学生中，情况大体如此。
02
6月8日，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《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》。根据这一指示的内容，《人民日报》于同日发表题为《这是为什么?》的社论，要求人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问题。实际上，这篇社论就是讨伐右派分子的檄文，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开始了。所以，在历史系，从“鸣放”到“反右”，也就是十来天，转换是非常急速的。
在历史系三年级，反右派斗争也由党支部召开全年级大会，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，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。接着就检举揭发哪些人有“右派言行”，目标都很明确，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。历史系1、2两个班共有50余人，1班有3位同学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，2班只有1位同学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。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后，右派分子所占的比例，还没有达到毛泽东所预计的指标。1958年元旦一过，又开展“深入反右”，再把2班那位虽然没有在“鸣放”会上提过意见，也没有写过大字报，但是在寝室里说过笑话的同学划为一般右派分子，凑足了比例。
于教师队伍中，戴家祥教授、苏渊雷教授、曹汉奇教授、王养冲教授、路永明教授以及刘寅生教授，均为业界翘楚。当时刘寅生老师尚不足三十，身为一位讲师。历史教学法是一门科学。对此，有些同学表示异议，他们想要与刘老师展开辩论。面对争议，刘老师并未动怒，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和蔼的笑容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们各自保留观点。”在1954级学生的心目中，刘寅生老师不仅是位慈祥的长兄，更是教师队伍中的活跃分子。然而，得知刘老师也被划为右派分子，同学们无不感到惊讶。
经过打听，才知道刘老师为什么会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：刘老师学习刻苦，教学认真，正在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为了争取党组织对自己的帮助，刘老师总是定期向历史系党总支汇报自己的思想。可是，听他汇报思想的历史系党总支领导不知什么原因，却态度冷淡。经过几次接触，刘老师自己也感觉到了，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再也不愿去汇报思想了。整风期间，在一次鸣放会上，刘老师向历史系党总支提意见，诉说了自己的委曲。一时激动起来，最后说：“我的热忱面容，却遭遇了冷漠的回应。”正是这句言辞，让他背负了二十余年的“右派分子”与“摘帽右派”的称号。反右派运动的经历，确实让知识分子在随后的二十几年间，深刻铭记了“言多必失”的教诲。
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展开，探寻《告全体同学书》的作者署名“楚歌”究竟归属何人，自然成为了调查的关键所在。不久，真相大白，揭露者原来是历史系资料室的一名资料员。因此，《告全体同学书》很快成为了历史系全体师生共同批判的对象。
说实在的，这张大字报的错误内容，在它贴出来的时候就被否定掉了，全系的批判集中在它为什么要用“楚歌”的署名；以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，“三大主义”在中国由来已久，一名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员，却硬要诬为是“共产党制造出来的”等两个问题上。记得是一位中年老师在批判时说：以“楚歌”为笔名，其用意无不恶毒且显露无遗；大字报的文风，颇有陈布雷之笔法，这绝非一个青年资料员所能构想。这位教师究竟是基于个人意愿如此表达，抑或是受到他人指示，我不得而知。然而，自此之后，批评的焦点便从“楚歌”转向了挖掘那些“幕后指使者”。
这位所谓的“幕后指使者”自然只能从历史系那六位已戴上右派帽子的教师中搜寻。这位“楚歌”，当时不过是个思想异端、心灵脆弱的青年，在那空前的政治压力之下，难以抵御压力与诱惑，从而陷入了诬陷与攀咬的泥潭。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，如今回顾“楚歌”当年的胡言乱语，倒也并非全然不可理喻。后来，传闻此事由戴家祥一手策划，指使“楚歌”进行笔录，因而迫使戴家祥“坦白交代”。戴老师性格坚毅、刚直，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，又怎会轻易低头承认呢？因此，针对戴家祥的批判斗争也由此升级。
验证此事其实相当直接：既然稿子是戴家祥所拟，那么直接出示他起草的初稿即可解决问题。若初稿无法提供，仅凭“楚歌”的一面之词，又怎能断定稿子出自戴家祥之手？然而，当时人们并未对此深入探讨，反而一味指责戴家祥“态度不诚实”。随后，“楚歌”被定为“极右分子”，遭受劳动教养，并在多次申诉后，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，判处监禁。“幕后操纵者”的胡言乱语，长久以来成为了伤害戴家祥教授身心健康的锐利武器。
在鸣放阶段，虽犯有过失，但总体表现尚佳；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，起初态度不够积极，但随着进程的推进，我逐渐投身于对右派言论的批判之中。
1957年的暑假来得稍晚，直至7月21日方才拉开序幕。那是一个特例，唯一一次允许应届生在假期内退还伙食费。得益于新学期开学的延期，我得以退还了一个半月的伙食费用，这笔钱恰好足够支付返乡的来回路费。离家已有三年光景，三年未曾与母亲相见。1957年的暑假，是我自踏入上海学府之门后，首次踏上归乡之路，也是凭借那段时期的“鸣放”与“反右”风波，我才得以成行。